亚游集团平台|HOME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亚游集团平台|HOME > 文库

审视清中叶以来广州外江班与本地班“由外江全盛渐成为本地班与外江班并立,再成为彼此合并,最后本地班独盛”的历程,同治年间外江班“在地性”转化是重要的转折点。外江本地班在清末的繁荣,完成了外江班与本地班剧坛地位的逆转,宣示广州外江班时代的终结和“粤剧时代”的到来。

清乾隆年间“外江戏”繁荣探微

一九三七年《薛蛟吞珠》剧照。主演:黄桂珠()、黄来香(右)。这是现存的广东汉剧历史上最早的一张剧照,由黄桂珠亲属保存。

  广东汉剧原称“外江戏”,是以西皮(又称北路)、二黄(又称南路)为主要声腔的皮黄剧种。舞台语言以“中州音”为准。主要活动在粤东、粤北、闽西、赣南等客家语系地区及粤东潮汕平原。随着东南亚地区华侨的迁流,还涉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毛里求斯等国家。外江戏,广义的是指清初以来广东地方对外来戏曲样式的统称,狭义的则多指从外地来到本地演出的戏班。清朝同光年间,“外江戏”特指一支分布在“赣之南,岭之东,闽之西部”、以皮黄为声腔主体的“潮梅外江戏”。1933年,广东大埔人钱热储撰《汉剧提纲》,提出“外江戏”改名“汉剧”。1956年,全国剧种普查另冠名“广东汉剧”,以标明地方特色。可见,“外江戏”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变为今天广东汉剧的专称。

广东汉剧《金莲》

1外江戏随各省商帮入粤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后,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受到官府器重,也为士绅文人崇尚。“外江戏”流入广东的时间,虽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据如下资料推论,当在清朝乾隆年间:《湖北省志·文艺·戏剧》记载,乾隆年间,汉调形成,创西皮、二黄合奏,为皮黄声腔形成之始;《潮州志·戏剧音乐志·外江戏》记载,“外江戏”的鼻祖是汉调,故循其本来的称呼叫做汉剧。

  笔者认为,这种记载过于绝对。其实,“外江戏”的班底应该包括中原地区的其它皮黄剧种,如徽剧、祁剧等。汉剧初流行于汉水流域,调分“西皮、二黄二路”。清代乾隆年间诗人、散文家袁枚所着的《随园诗话》中,载有乾隆年间嘉应人李宁圃所作的《程江竹枝词》:“江上萧萧暮雨时,家家蓬底理哀丝。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销魂绝妙词”,描述了当时外江戏与本地腔戏杂存并茂的情景(按:程江是韩江干流之一、梅江的重要支流,位于今天的梅县)。《中国戏曲志·广东卷》(1933年出版)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建立的粤省外江梨园会馆的碑记记述,有众多的外江班在广州活动……道光、咸丰年间,潮州、澄海形成了‘乡风喜唱外江班’的习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东卷》(1996年出版)记载:“外江戏于清乾隆年间进入粤东,以潮州为中心而发展,并向临县流播,其时的外江戏班,有外省籍官员带来的家班,也有来自湖南、安徽、江西的职业班社。”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下令广州一口通商,于是全国的商品皆由此出口。一时,全国商帮云集广州,有湖广帮、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等,由于间接贸易货物来广州交给十三行转售,要等待脱手后,云集广州的商帮才能回去,他们在广州作短期寄寓,客中需要消遣,因而各省的戏班亦尾随商帮而来。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广州归德门魁星巷建立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在碑记中明确称呼外来戏班为“外江梨园”。

上世纪50年代,广东汉剧《百里奚认妻》剧组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演出后受到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2外江班占据城市演出市场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有文聚班、文彩班、太和班等15班来广州上会挂牌演出。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描述,在舞台唱念语言上,外江班主要是戏棚官话,而本地班则是“土音啁哳”。就艺术而言,“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宾筵顾曲,倾耳赏心。”本地班但工技击,事尤不经。因此,外江班承值广州城中官宴赛神演出市场,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七辑记载,“凡城中官宴赛神,皆系外江班承值”。本地班则主要在乡间演出,据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广州梨园”记载,“其由粤中曲师所教,而多在郡邑乡落演剧者,谓之本地班,专工乱弹,秦腔及角抵之戏。”流落乡间的本地班,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描述,“每日爆竹烟火,埃尘涨天,城市比屋,回禄可虞。贤宰官视民如伤,久申厉禁,故仅许赴乡村般演。鸣金吹角,目眩耳聋,然其服饰豪侈,每登场,金翠迷离,如七宝楼台,令人不可逼视,虽京师歌楼,无其华靡……”

  外江班与本地班各有自己的演出市场,但外江班占据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演出市场,势必为其发展飞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江班演出市场和从业人员的扩大,在城市已经取代了本地班的统治地位,成为本地戏曲市场的主宰者。笔者认为这是“外江戏”入粤以来第一次飞跃发展,是以商路、官路、军路等作媒介,是官员、商人等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广东汉剧《百里奚认妻》

3外江班的“在地性”转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江班和本地班之间的鸿沟慢慢缩小。广州外江梨园碑刻显示,嘉庆十年(1805)后就没有新的外江班来广州,而且此后外江梨园碑刻上的艺人名字明显带有粤人的特点,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时,本地艺人已占到戏班总人数的半数以上。这说明外江班与本地班发生融合,出现以外江班艺人授艺和管理本地艺人的“本地外江班”。光绪初年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广州昆腔外江班“在地性”转化的情况:“咸丰初,粤东尚有老伶能演《红梨记》《一文钱》诸院本”,其后转相教授,乐部渐多统名为“外江班”。这类由外江艺人“转相教授”的本地班,虽伶人是本地,但艺术是外来的,故统一称为“外江班”。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记载:“嘉庆季年,粤东鹾商李氏家蓄雏伶一部,延吴中曲师教之……距今已六十余年,何戡老去,笛板飘零,班内子弟,悉非旧人。康昆仑琵琶已染邪声,不能复奏大雅之音矣。犹目为外江班者,沿其名耳”。“吴中曲师”教出的童伶,舞台语言已开始以广府粤语念唱,对此,游幕番禺的浙江人俞洵庆认为是“已染邪声”,但在我们看来却不失为外江戏“在地性”转化的典型案例。王馗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藏同治年间刊刻的本地班剧本《审康七全》等剧本,也发现丑角的道白已开始使用白话俗字。舞台语言的粤语化,昭示外江班“在地性”转化进程已经开启。

  此外,从夜戏、日戏的安排,亦能昭显本地班与外江班升沉的变貌。同治五年(1866)正月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记载他往粤东乐升平部观剧的情况。他说:“粤俗:日间演大套,乃土戏,谓之‘内江戏’;夜间演常见之戏,凡三出,谓之‘外江戏。’”将白天重要时段安排本地班搬演“大套戏”,晚间安排外江班演出“常见戏”,透露出本地班在同治年间已取得与外江班同场竞技的资格,甚至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

广东汉剧《宇宙锋》

4本地班独盛

  延至光绪年间,本地班在广府的势力已经无与匹敌,1904年创刊于香港的《无所谓报》描述当时广州剧坛的样貌:“光绪中叶,外江班退席而绅士辈亦喜看本地班。”随着广州戏院的兴起,本地班已如日中天,给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及省河之南与东关、西关诸园继起,每园缴捐至巨万,商业因以兴盛。”即便如此,也有观众对处于极盛时期的本地班艺术有冷静的反思:“穗自去春创建戏园,开演广班,鸣盛和声……然而土音解语,难觅参军,旧本新腔,依然南汉似未合。”“土音解语,难觅参军”诸语,与其是对本地班的微词,也不妨看作是对昔日外江班高雅艺术的一种怀想。

  审视清中叶以来广州外江班与本地班“由外江全盛渐成为本地班与外江班并立,再成为彼此合并,最后本地班独盛”的历程,同治年间外江班“在地性”转化是重要的转折点。外江本地班在清末的繁荣,完成了外江班与本地班剧坛地位的逆转,宣示广州外江班时代的终结和“粤剧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副院长徐青)

 

+0